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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月9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作为第13位发言人走上主席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全面释放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体制源泉，使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矛盾新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如何按照十七大的战略部署，推进全面改革，突破改革的难点？作为长期致力于改革理论研究的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针对这一问题,在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行政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瓶颈
    迟福林强调，改革和发展始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主题。他在大会发言时建议：要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阶段改革开放的突破，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
    迟福林分析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因素造成的，但更多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
    因此，推动全面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打破不利于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和实现科学发展的观念束缚和利益掣肘；以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近几年，虽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例如，行政成本增大与行政效率低下相矛盾；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与表达渠道不相适应相矛盾；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相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相矛盾；如何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对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迟福林据此认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他进一步阐述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其实质也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新时期的新矛盾
    联系迟福林此前在海南省省会海口市举行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可以令人更好地把握他对推进新阶段改革的见解。
    迟福林在演讲中判断，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已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新时期的突出矛盾。
     目前，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使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利益关系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产生，突出表现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困难群体有增多的趋势，表现在财富总量的增长与民生问题突出并存。新时期利益关系的变化增加了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
    因此，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新阶段，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让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成为当前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迟福林进一步指出，基本公共服务除了对于人的发展具有本体性的基础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举措。
    因此，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就现阶段而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进一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样，构成新时期改革的动力来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某些矛盾和问题，是这些年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在新时期，面对发展性压力，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快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以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亟待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迟福林始终强调制度建设对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作用。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他指出公共服务存在体制建设滞后问题。
    在“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他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完善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十分重要。
    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水平低、不均衡、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都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缺失相关。例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主要原因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失衡，根源是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对完善公共服务制度建设，迟福林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靠公共财政，而是靠农民自己，由此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差距制度化。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为农民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焦点问题，当前改变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势在必行。
    加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应当尽快把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并且大幅度提高其权重；建立起严格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制，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十分迫切。与市场力量相比，大多数社会组织具有非盈利性的基本特征，其主要业务范围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具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而且，社会组织还可以利用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活动具有自发性等优势，在其他主体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环节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周正平）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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